默克尔不是职业外交官，但是，根据法律，她贵为德国联邦总理的位置，是德国最高级的外交官。
加之监管漏洞和行政性政策的存在，掌握资源者也可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避开监管的便利。而在中国目前的资本账户管理和汇率机制下，套利窗口长期存在。
由于经常项目账户已经开放，企业和投资者可以通过贸易背景来实现跨境套利，但由于存在一定门槛，套利窗口很难被快速关闭。在此基础上，逐步打开资本账户封闭的闸门，才能实现境内外池水(流动性)和水位(利率)的动态平衡，并通过自主调节迅速抚平利差、汇差和流动性失衡。债券市场也可以解决资金期限失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深度的债券市场将为资本流出和回流提供蓄水池，使人民币不致因为资本流动而大幅波动。这样可以让资金能够在金融体系中实现有效的流转，从而实现基于流动性、政策预期以及市场供需的市场利率体系。应通过厘清改革次序、理顺市场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
为保证银行的特许权价值，利率市场化的排列顺序应该最先是贷款利率，然后是长期存款利率，最后才是短期存款利率，这样利差才可以逐渐降低，同时可避免倒置收益曲线，避免借款的期限结构向短期靠拢。过去的数年内，在岸人民币远期与离岸的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汇率(NDF)之间，同样存在较为明显而长期的套利空间。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爱沙尼亚政府宣布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开支，降低工资标准40%，甚至连首都塔林市区的路灯到了凌晨3点半以后也熄灯，以节省电费。
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文化失落感，人们为一些事很容易情绪爆发——2008年底雅典警察不慎开枪打死一名15岁抗议青年所引发的多日暴乱便是一例。明显地，紧缩财政政策尽管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却是一个不受欢迎、难以推行的政策。其中包括削减工资、加税或减税、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贪污腐败、健全监控与税收制度、加大投资以创造就业、改进或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环境等措施。因为大多数危机国在各自陷入欧债危机之前主要推行的就是放任的货币宽松与赤字财政政策才导致债台高筑而陷入债务危机。
欧盟其他成员国也特别欢迎希腊的加盟。17个属欧盟的欧元区成员国都是主权国，个个都背有轻重不同的债务，要大家分摊出钱去救援难兄难弟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勉为其难的事。
1949年内战结束后反共保守势力取得执政地位，1967年又发生美国支持的政变，改由军人执政。独立后的希腊是一个君主立宪国，民众中分成保皇与共和两大派，引发了剧烈的权力争夺。之后，接着又有爱尔兰、葡萄牙相继陷入同样的主权债务危机。这种近乎揩油的心态不仅对已无益，也最后拖累了整个欧盟。
居住在这片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居民对欧洲其实应该更有归属感。试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房地产泡沫现象，而唯独德国没有？为何德国人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乱借贷建房炒房、不乱炒股、不爱把自己装扮成一身名牌？这不就是一种理性的国民心态使然吗？ 进入专题： 欧债危机 。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基建和其他经济发展上获得欧共体预拨经费与基建拨款的资助，逐渐地融入了欧洲市场。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的小国，2011年1月1日才新近加入欧元货币同盟，成为欧元区第17个成员国。
虽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也遭重创。欧元区其他12个成员国大多数也同样身背沉重的债务，但还没落泊到还不起债的地步。
这种对策无疑是欧盟决策者可以采取的选项之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不大可能适用于所有危机国。我们可以从爱沙尼亚与希腊这两国不同的国民心态了解一二。
当时恢复了主权的爱沙尼亚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后来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上上下下非理性地自欺欺人，这种文化无可避免地造就善于弄虚作假的一批人，因此2001年希腊政府也就有本领将经济数据作假混入了欧元区。1974年希腊陷入严重内外交困境地，军人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民为何具有这种心态，其因也许要从其历史去找。难得的是，该国民众都能理性地接受政府实施这些艰难措施，表现出一种共体时艰的心态，没有发生暴动或街头抗争。
但欧债危机有其特殊性，要应对它所可能采取的经济手段有一个局限性，即只要不舍弃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就不存在危机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的可能性，一切办法都得在保留欧元的基础上想出来而我国恰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大量都是专项转移支付。
一个人拿别人钱多了，发掘和依赖自身能力的动力就会丧失，人格完整性也会丧失。而随着这些房地产的增值，政府的税费收入也随之上升。
房价高企与土地财政有关。所谓的土地财政，就是说地方政府主要靠征收、储备和出售土地和其他进一步的土地滚动开发手段，获得财政收入和其他城市经营所得，以维持地方政府的吃饭财政和建设财政运转。
适当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根据各地的最低标准支出需要和标准财力之间的差距来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此得出并提供所要求的最低一般性转移支付。这里既涉及到地方政府内部、地方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内外之间的竞争，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我们知道主体功能区划是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全国国土空间最新布局办法，全国国土空间将被统一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类主体功能区。二是我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所有的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妥协的结果。
补贴还应该尽量按照最低必要程度提供，越到后来，补贴就越少，最后停止，悄然退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规划的冯兴元：国家的空间规划很重要，但是如果过于细化与刚性，相当于在空间上把经济活动泛计划化，就堵死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出路。
根据重庆市发改委发布的《重庆市2011年发展改革白皮书》，一共64.78%的全区面积被列为限制或者禁止开发区域。《商务周刊》：既然地方保护主义在房地产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何又有限制外地人买房的政策 这样只会减少政府收入。
即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收费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省和一些较大的市，而且最终也需要中央点头，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避免地方政府的有害一面的要旨，是建立面向规则的地方政府竞争秩序框架。
主体功能这个方式很可能在执行时不了了之，但是它就跟悬在你头上的一把斧头一样，随时可以落下来。各部门及其相关企业相互联手，提出的产业政策背后，往往有强大分利集团的影子。税收政策本身不是根本，根本的东西是规则。德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不是靠产业政策，而是靠竞争政策。
比如，在提供补贴时，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时间表，让被补贴方了解什么时候停止补贴。您是如何看待房产税这个争议话题冯兴元：我们需要规则而非政策。
当然，对所有产业实行低税，也等同于一种补贴，这种普遍补贴把产业政策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竞争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大有好处。其结果是经济行政化，而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则是经济市场化。
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体系，发展独立的评估机构，按照房地产市场价值补偿，辅之以部分增值归公，促进社会公平。如果土地的供给体系完善的话，多渠道供给，让大家知道以后土地会越来越多，而不是没了，而且是需求方直接可以去买土地，供给方直接可以供给土地，那地价也不会上去。
